这是郭兴的一首自题诗。他以简洁凝练的语言股票配资炒股网址，概括了自己太行抗日、抗美援朝、戍边新疆、荣归故里的人生经历。短短四句二十八字，如一幅壮丽的画卷，展现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。
郭兴是谁？
豫北平原，黍谷离离。跟着导航，记者顺利找到位于太行山下、河南省辉县市黄水乡白马峪村的“郭兴事迹展览馆”。这座展览馆于2012年8月开工修建，2013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。
“可能很多人对‘郭兴’这个名字感到陌生，但提起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中的‘双枪李向阳’，相信大家都知道。‘双枪李向阳’的原型之一，就是我们辉县市的传奇英雄郭兴。”辉县市检察院机关党委副书记董海瑞向记者介绍道。
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1995年，作为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队长李向阳的主要生活原型，郭兴和《地雷战》民兵队长赵虎的生活原型于化虎、《狼牙山五壮士》中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等，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
记者来到辉县市采访这天，恰逢郭兴之子郭随军从工作生活地河南洛阳回来，记者一行便跟随他的脚步，走进展览馆，走进郭兴光辉传奇的一生。
郭兴的抗战故事，比电影中李向阳的故事更精彩。
1924年，郭兴出生于辉县高庄乡金章村。1940年，年仅16岁的他加入了八路军。因机智勇敢，被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委以重任——调至敌后，担任太行五分区武工队队长。最初，这支队伍只有3个人、2把枪，后来发展成一支极具战斗力的队伍。他们依托太行山区，采取“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”的游击战术，专门袭击小股日军、拔除小据点、破坏交通线，就像一把插在敌人心脏上的匕首。一时间，鬼子、伪军闻郭兴而色变，当地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：“郭兴郭兴英雄汉，武工队员好儿男，伪军见了腿发软，鬼子见了胆打颤。”《平原游击队》中，武工队队长李向阳手持双枪，带领武工队深入敌后，依靠高度机动和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，时而分散、时而集中，让日军疲于奔命，就与郭兴的个人经历高度吻合。
“其实父亲有三把枪。两把驳壳枪用于作战，一把‘独橛子’枪装在贴身上衣的口袋里，只有一发子弹，那是父亲留给自己的。因为，日军悬赏一百块大洋要父亲的头……”站在郭兴的老照片前，郭随军动情地讲述着，“我父亲当时的经历不可谓不凶险。他经常化装成日军，深入虎穴，奇袭敌军……”
“化装奇袭”是郭兴武工队的标志性战术。郭兴和武工队队员们曾多次化装成日本兵或伪军，混入据点或县城，执行侦察、袭击或营救任务。郭兴曾化装成日本军官，在辉县县城大街上一路扇着伪军耳光大摇大摆地行走，侦察敌情，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里李向阳给伪军训话的情节，就是根据郭兴的事迹改编而成。
“敌人为啥没识破他？化装是一方面，关键是我父亲会用日语与日本兵对口令。他曾到我军翻译部门专门学了三个月日语，日军基本的军事用语他都会说。”郭随军说。
随着郭随军的讲述，郭兴的戎马生涯逐渐清晰：抗日战争期间，郭兴参与指挥了“辉县孟庄伏击战”“汲县塔岗奇袭”“林县鹿岭突围”等大小战斗上百场。解放战争中，他率部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，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、太原战役等战役。1951年，郭兴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。回国后，郭兴长期在部队任职，1982年任北疆军区司令员，1988年离休后定居洛阳，2018年逝世。
此时，记者的目光落在另一张老照片上。照片中，郭兴与一名男子并肩而立，这名男子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都与郭兴颇为相似。
“他就是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中‘李向阳’的扮演者郭振清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郭老师跟着我父亲体验生活了三个月。”郭随军回忆道。
郭兴对郭振清塑造的李向阳形象十分认可，但略有遗憾的是，影片中“李向阳”的目光缺少杀气。“我父亲也就说说而已，他很清楚，没有他那样的人生经历，目光中怎么会有杀气？”说这话时，郭随军正走出展览馆正门，在他左右两边有两根红色檐柱，柱上有一副郭兴亲笔写下的鎏金大字楹联：“时光可以流逝，历史无法抹去；仇恨可以化解，教训必须铭记。”
透过这副楹联，记者仿佛能够感受到郭兴的力量与气势，感悟到字里行间的历史智慧和深刻哲理。是啊，历史要尊重，仇恨要超越，教训要吸取，学会反思，善于反思，真诚反思，如此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。
虽说已是九月，但午后的阳光依旧灼人。耿风泉家大门外的月季却不怕热，开得红艳似火。
“今天上午来了7组参观者，每来一组，我都给他们讲一遍。”耿风泉说这话时，汗水正悄无声息地从他浓密乌黑的发间渗出，布满了他的额头。他的目光纯朴，眼神执着，举止之间流露出军人作风。他确实当过兵，是名退伍军人，也是“耿风泉抗战实物展览馆”的“掌柜”。
耿风泉是辉县市冯庄村人，他的父亲是一名抗战老兵。受父亲的影响，耿风泉自幼便对军人怀有崇高的敬意和向往，1983年高中毕业后便参了军，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。1987年退伍后，耿风泉继承父亲遗志，节衣缩食自筹资金百余万元，踏遍太行山革命老区的村村寨寨，从3000多处乡村、农家、旧址收集抗战时期的照片、报纸、信件、勋章、军械等实物2万余件，以自家宅院为场所，创办了抗战实物展览馆，常年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。
随着耿风泉的讲解，记者一行步入展览馆——耿风泉家的小院。院子不小，却被斑驳的枪械、泛黄的信笺、磨破的军鞋挤得满满当当。墙上、地下、柜里、桌椅，只要有个平面，耿风泉都不会放过，都要充分利用起来。
“这就是郭兴将军的那把‘独橛子’手枪。央视专题片《寻找南太行的抗战往事》曾专门讲述这把枪背后的故事，它是抗战时期武器匮乏的见证，更是军民同心抗敌的历史缩影。”耿风泉介绍道。抗战时期，耿风泉的父亲凭借对县城周边地形的熟悉，经常下山配合郭兴开展工作。这份并肩作战的战斗情谊，也让耿风泉与郭兴结为忘年之交。郭兴身体尚硬朗时，常来耿风泉的展览馆参观，并写下“军魂”二字赠给展览馆。展览馆中的这把“独橛子”手枪，以及礼帽、千层底布鞋、围巾及数幅书法作品，都是郭兴及其后人捐赠的。
当年，郭兴和同村的16人一同参军抗日，在抗战期间有13人牺牲。他们中有的在执行任务时壮烈牺牲，有的被俘后宁死不屈、英勇就义。“‘昨日并肩作战的战友，今日却已化作山河碑石’，这是郭兴将军常说的一句话，每每说起，他的眼眶里便会泛起泪光。”忆及与郭兴的交往，耿风泉感慨万端。
耿风泉在展览馆专门设立了一面“英雄墙”，将他收集到的20多位太行抗日英雄、抗战老兵的照片挂在上边，供参观者瞻仰。
“这位抗战老兵名叫杜明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曾担任原阳县、辉县检察院检察长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给他颁发过荣誉证书。”董海瑞向记者介绍道。他是耿风泉抗战实物展览馆的“常客”，前不久，他与辉县市检察院干警共同走进耿风泉抗战实物展览馆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。“英烈们用生命为我们铺就了前行的路，我们也要用检察力量守护他们的英灵。烽火虽远，精神长存，这份不容遗忘亵渎的红色记忆，也应融入这抹‘检察蓝’之中。”董海瑞坚定地说。
《平原游击队》电影上映后，很多人称郭兴为“李向阳”。每当这时，郭兴总是谦逊地笑笑说：“我不过是‘李向阳’艺术形象的原型之一。真正的‘李向阳’，是太行山万千抗日英雄的化身，如浩瀚大海。而我，只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。”
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，记者一行便来到了90岁的张士兰老人家里。她面容清癯，身形瘦削，穿着一件干净的小翻领白底起花短袖衫，让人不由联想到太行山上的兰。张士兰的丈夫罗振海参加过抗日战争，也参加了解放战争，大大小小的仗打得数不清。“其实俺妈也是一个老革命，18岁入党，做了很多支前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当村里的党支部书记。我们家这块‘为民立功’的牌匾，是我父亲的荣誉，也有我母亲的功劳。”张士兰的儿子罗爱保望着母亲自豪地说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在辉县，像张士兰这样的女性并不少见。
1944年春，郭兴在辉县县城侦察敌情，被敌军发现。生死关头，他遇到南关村妇女主任李秀英，她二话不说，拽着郭兴进到自家牛圈，将郭兴藏在牛棚顶。但这并不安全，很容易被敌军搜查到。恰在这时，与李秀英同村的一名妇女手拉两个三四岁的孩子，惊慌地从西边跑来。李秀英有了主意。当那名妇女跑到跟前，她便一把抓住对方的衣襟，拔下自己头发上的簪子，在那名妇女脸上扎了几下。那名妇女的脸上马上淌出血来，李秀英又用手在她脸上抹了抹，使她满脸都血糊糊的。李秀英让那名妇女趴到地上，两个孩子见状也趴到妈妈身上号啕大哭。
日伪军追了上来，看了看满脸血污的妇女和小孩，问李秀英是否看到郭兴。李秀英指着趴在地上的妇女，装作满脸嫌弃地摆摆手说道：“邻家媳妇染伤寒瘫倒在俺门口，正愁没法子，谁还顾得上其他！”一听这话，害怕被传染的日军小队长扭头就走，仓皇而去。等敌人走远，李秀英扶起母子三人，用盐水为那名妇女清洗脸上的血迹，并告知她事情的原委。那名妇女说：“簪子扎我时魂都吓飞了，要是知道是为救郭队长，再扎几回也不怨！”
郭兴在牛棚顶上将这一幕尽收眼底，他从上面跃下，清泪湿眶，向李秀英和那名妇女深深地鞠躬致谢。
“多年后，只要提起这些，父亲还是会忍不住泪湿双眼。他说，当年，要不是群众的全力掩护，他们就是无源之水、无根之木，寸步难行。倘若没有与群众的生死相依，太行山便不会迎来胜利的曙光。”回忆起父亲说过的话，郭随军记忆犹新。
一寸山河一寸血。
“辉县在抗战时期是日军与各路抗日力量激烈争夺的前沿阵地。众多像郭兴那样的抗日战士，在这里浴血奋战，使这片浸染热血的土地，孕育了数不清的英雄故事，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。”在前往辉县市薄壁镇平甸村的路上，辉县市检察院检察官殷海波向记者介绍起了位于该村的“陈赓驻平甸抗战指挥部旧址”的“前世今生”。
1938年2月，日寇的铁蹄在太行山区肆意践踏。由于群众基础深厚、交通便利，辉县一带被八路军开辟为抗日根据地。1938年4月21日，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刘少奇联名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。同年6月中旬，陈赓率部挺进到辉县一带，在该县薄壁镇平甸村设立临时指挥部。该指挥部是豫北抗日根据地的“指挥中枢”，在这里，陈赓指挥策划了多次战斗，对道清铁路实施了6次大破袭。道清铁路是日军在太行山区与豫北平原之间的一条重要运输线，这6次大破袭斩断了日伪铁路运输线，沉重打击了日军的气焰。
夕阳西下，落日余晖映照在“陈赓驻平甸抗战指挥部旧址”门匾上，使这座已有300年历史的清代宅院更显庄严肃穆。
“去年这个时候，它还不是这个样子。”殷海波告诉记者，2024年8月，辉县市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，陈赓驻平甸抗战指挥部旧址由于年代久远，缺乏保护，部分砖块、瓦片脱落，存在安全隐患，该院随即立案。随后，该院检察官通过现场勘查、调阅历史档案等方式厘清文物管理权属脉络，向属地政府制发检察建议，督促其依法履行文物保护职责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今年4月，修复工作如期完成。如今，这里已成为党员干部、青少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，接待参观者超5000人次。
“旧址的修复并非简单地修旧如旧，而是对红色资源的系统保护。”殷海波深有感触地说。在他的介绍下，记者看到，这里的建筑不仅加固了砖块、瓦片，新增了指示牌，还通过设置“革命文物展”等展区，系统梳理了陈赓在辉县一带的抗战历程，重现当年波澜壮阔、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。“看到指挥部旧址风采重现，越来越多的红色资源在检察力量的推动下被修缮、利用，我们打心眼里感到高兴。”殷海波由衷地说着，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
以该案的办理为契机，辉县市检察院与当地住建、文物保护等部门联合成立辉县市革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小组，针对危害文物安全、妨害文物管理等问题开展专项监督，促成10余处革命旧址保护升级。同时，工作小组深挖革命文物的文化内涵和史料价值，推动将其融入辉县市文旅项目之中，真正实现红色基因的代代传承。
暮色渐起。回望太行，愈觉其山形雄壮，气势磅礴，在深邃而纯净的天穹下，山势轮廓如刀劈斧凿般。一股天地浩然之气，充盈其间，让人顿感自身之微渺，也心生对太行的无限敬畏。记者突然想起曾在郭兴事迹展览馆看到写有“太行之光”的牌匾，这光穿越时空，带着我们向苍穹中那无数闪耀的英雄星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
山因脊而雄，屋以梁而固。太行山是郭兴成长的摇篮，也是他历练的战场。正是凭借满腔赤子之情，以及对太行山尊严的忠诚守护，郭兴才写就了“双枪队长”的故事，世间才有了“李向阳”的传奇。
1942年春天，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从驻地山西省壶关县派7人前往河南省辉县南窑村，协助地下党组织建立辉县第一支区级人民武装——武工队。武工队（即一区区干队），3班，32人，经常活动在水寨窑、上腊江、金牛寺一带，昼伏夜出，打击日伪军。1943年，相继建立县武工队（即抗日游击队）及二区、三区武工队，次年又建四区武工队。之后，每建一行政区即建武工队，开始十数人，继而数十人。1945年，辉县有5个区武工队，共计157人。各县、区武工队常联合作战。1948年，辉县有9个区武工队，285人，步枪245支，手枪67支。辉县解放后，武工队有的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有的编入公安队，郭兴的武工队就被编入解放军野战部队。
郭兴带领的武工队队员均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军队干部、优秀战士和地方骨干，他们不仅在战场上骁勇善战，也是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、重建党组织、灵活打击敌人的得力干将。武工队英勇机智，对敌斗争事例很多：
1943年夏天，占据辉县的日伪军搜刮了8万斤粮食，准备运到前线。郭兴的武工队接到命令，要破坏这个粮仓，不惜一切代价销毁这些粮食。为了完成这个任务，郭兴化装成日本人，找来10多桶30斤的煤油，一把火点燃了粮仓。同时，他还在粮仓附近埋上地雷，放上手榴弹。发生大火的时候，因为害怕被炸伤，日本兵都不敢再救火。就这样，郭兴带领武工队成功烧了粮仓，又趁乱脱身。
建立短短一年时间，武工队便迅速发展壮大，远超一个连的规模，且战绩斐然：毙伤、俘获62人，缴获步枪7支，子弹500余发，马1匹，手榴弹11颗。郭兴被太行区评为一等杀敌英雄，受到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、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通令嘉奖，他的武工队也被命名为“郭兴模范武工队”。
（资料提供：辉县市检察院）
1955年1月上映的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海报
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，邢野、羽山编剧，苏里、武兆堤执导的战争片，于1955年1月上映。该片根据邢野舞台剧《游击队长》改编，讲述了在1943年秋，游击队队长李向阳接到牵制日军驻守某县城松井部队的任务，与敌人机智、巧妙地周旋，并最终克敌制胜的故事，成功塑造了“双枪李向阳”这一经典银幕英雄形象。《平原游击队》故事情节紧凑，悬念迭起，敌我双方的斗智斗勇贯穿始终。同时，将地道战、地雷战、麻雀战等游击战术巧妙融入，体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。《平原游击队》是中国“十七年电影”（1949—1966）时期最优秀的战争片代表作之一，与同时期的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等影片共同构建了中国人民关于抗日战争中敌后游击战的集体记忆。
（检察日报 孟红梅 孙芳 裴晓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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